一张泛黄的发票，一段尘封的往事。

湖南省醴陵陶瓷研究所发票(提货联)

1973年11月11日，湖南省醴陵陶瓷研究所开出一张发票（提货联），记录了湖南省委在此购买了一只五等釉下彩笔筒，价格为0.6元。票据的珍贵之处，在于备注栏中那段依稀可辨的文字：“……平化书记要一个笔筒，下部靠边处有1公分长0.5公分宽压釉……经赵珺、彭士喜等共订五等。”寥寥数语，映照出那个时代领导干部严于律己的自觉与清正廉洁的品格。

一张泛黄发票，一段公私分明的往事

发票中提到的“平化书记”，正是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的张平化。1907年，他出生于炎陵（原酃县）石洲乡，1927年投身革命，追随毛泽东参加井冈山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主政湖南。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主席在黄洋界与张平化合影

发现这张票据的，是醴陵瓷历史文化研究爱好者李端凯。他在一批尘封多年的旧资料中偶然翻出，备注栏字迹略微潦草，他与多位知情者反复辨认，最终确认系当时陶研所所长李维善所写。

李端凯介绍，这只笔筒上部有一条窑裂，因而被定为“五等品”。根据釉下彩日用细瓷器标准，按产品外观质量分为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四级品，而五等品属等外品，属缺陷比较严重的产品。据悉，当时醴陵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大概是十元左右，0.6元在当时也不算是小数目。李端凯感慨道：“省委书记愿意购买一只五等品，足见醴陵瓷的珍贵；但更可贵的是，身居高位者不取完美之器，只按质论价、按规办事，这是共产党人清正自律、公私有别的有力证明。”

釉下彩日用细瓷器标准

一份国瓷使命，一种心系产业的担当

而张平化与醴陵瓷的缘分不止于此。这位炎陵的大山之子，对醴陵陶瓷产业发展倾注了极大心血，尤其在推动醴陵承制国家用瓷方面功不可没。

1964年，醴陵承担人民大会堂国庆15周年国宴用瓷任务，张平化明确指示：“人民大会堂在中国只有一个，是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国元首的地方。醴陵瓷业公司要以此为动力，生产出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瓷器。”听闻湖南新化、洪江有优质瓷泥原料，他亲自打电话给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指示他迅速调查落实，使国宴瓷用上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大球泥”。

1974年，他又提议为毛主席烧制一批轻薄耐用、保温效果好的釉下彩瓷器，由此催生了后来蜚声海内外的“毛瓷”。这些举措，正是他心系产业振兴、胸怀家国发展的生动体现。

釉下五彩四季花瓷碗

一只五等笔筒，一份永不褪色的精神

然而，正是这位亲手推动“毛瓷”诞生的省委书记，对自己的个人需求却降到了最低：一只六角钱的五等笔筒，便足矣。

彼时，醴陵釉下五彩瓷已是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礼使用的“当代官窑”，代表全国最高工艺水准。张平化身居领导岗位，但他从未利用身份搞特殊。即便是个人生活所需，也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保持清廉底色。这位炎陵籍老革命家严于律己、清正自持的精神，正是镌刻在历史长河中永不褪色的“传世珍宝”。

右二为张平化

炎陵与醴陵，山水相连，红色血脉与匠心传承在此交汇。张平化的一生，恰如一座桥梁，一端是革命者的赤诚，一端是实干者的笃行。而这张六角钱的发票，正是这种精神最朴素、最动人的写照。它让后人看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廉洁自律并非空洞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自觉；也让世人明白，醴陵釉下彩的珍贵，不仅在于“白如玉、明如镜”的工艺之美，更在于它曾见证过这样干净纯粹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