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醴陵作为方法

作者：高明勇

不管城市或乡村，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方法”，不分古今，无论中外。

地处湘东的醴陵，可以是文化旅游的“目的地”，也可以是经济观察的“目的”，当然，还可以是洞察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基层治理的“方法”。

把醴陵作为方法，需要直面三个问题：为什么是“醴陵”？为什么是“作为方法”？“把醴陵作为方法”，能看到什么？

为什么是“醴陵”

从观察者的“内部视角”看，选择某个特定的地方作为观察对象，更具有人文地理学意义或人文经济学意义的考量。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依托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开弦弓村（也被称为“江村”）写就《江村经济》，学者熊培云从故乡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的小堡村出发，写就《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学者梁鸿结合对故乡河南省邓州市梁庄村的考察写就《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作品。作家笔下，“人文”与“地理”的交集，更是产生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所谓“人文地理学意义”，在观察者笔下，往往容易将很多人长期习惯于或生活、或工作却又习焉不察的“背景”，当作观察、思考、想象与写作的“风景”。所以那些本名不见经传或籍籍无名的地方，反而具有更多可资研究的文献价值、可资借鉴的示范意义。

而“外部视角”看，这个特定的地方充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织。

选择醴陵作为观察对象，偶然性因素是一段时间以来的“走红”，特别是醴陵通过举办“捡瓷器”“炒粉节”等特色活动，不但成功打造了现象级的文旅IP，提升了城市知名度，还利用“引流”带动了文旅消费的快速增长。陶瓷和花炮两大传统产业并存，在全国县域城市中极为少见。

必然性则是因为醴陵“普通”的“不平凡”——2025年，醴陵迎来撤县建市40周年，典型意义，恰在于这么一个“普通”城市，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中部县域城市，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是“醴陵”？这是一个事关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问题。偶然性与必然性并非对立，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作为陶瓷之都，醴陵陶瓷产业规模宏大，“次品”陶瓷数量自然不小，这是“捡瓷”火爆的潜在基础与前提条件，加上短视频的加持，以及久久为功地发展，“走红”也成为必然。

新闻表象背后，是醴陵对产业融合的积极探索，陆续推出“陶瓷+文旅”“花炮+文旅”模式，可以说，这些创新举措重构着醴陵发展的“深层结构”，并逐步演化为抵御周期波动的内生动力。

这种“作为方法”的醴陵，不仅仅是株洲的醴陵、湖南的醴陵，更是中部的醴陵、中国的醴陵、世界的醴陵。

为什么是“作为方法”

“作为方法”，本属于学术研究范畴，最初由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提出，后经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确立为观察中国思想史的一种研究范式传播开来，其出发点在于改变以往“以世界（欧美）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研究范式，倡导“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正如沟口雄三的理解，研究中国需超越将其视为静态的“目的”，而应将其转化为动态的“方法”，即通过本土经验去反观那些普遍性议题。无论国家还是区域，或者个人，“作为方法”的实质在于通过对具体对象的持续解读与深入剖析，抽离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从而超越单纯的地方性研究。

这方面，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曾做了积极的本土尝试，如何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他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提到不同的“视点”与“视角”问题，并提出“外、内”“上、下”的差异，具体而言，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为什么是“作为方法”？这是一个探索普遍性与独特性关系的问题。“作为方法”意味着能进得去，能出得来，“视点”共存，“视角”共济。

作为“目的”的醴陵，公众可能看到的是五彩瓷、是陶瓷产值突破千亿、是跻身全国百强县。

作为方法的醴陵，则可能看到的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遍性与独特性，地方性与主体性——略显抽象的词汇与关系背后，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在更为长远的时段，更为宽阔的视野，更为高启的维度，动态地观察革新与变化，既是千年窑火不熄的“陶都”，也是中部崛起的县域缩影。

把醴陵作为方法，也意味着在“参与感”与“距离感”之间，重新理解县域发展的内在逻辑，从醴陵出发，去发现其如何认识与解决那些同类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去探寻在理解文旅创新、产业经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县域发展等方面的启思。

“把醴陵作为方法”之后

“把醴陵作为方法”，能看到什么？或者希望看到什么？简单说，就是“见生态、见逻辑、见心态”。

见生态——生态，不仅仅包括狭义的环境生态，更是统称广义层面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等。无论是深植在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还是新闻舆论中的“县域画像”，都在折射并勾勒一个地方的生态图景。

见心态——所谓幸福指数、幸福感，既有共性的公共层面的追求，也因不同的水土养育不同的人群而呈现不同的社会心态。所有的发展，最终都会通过人表现出来，通过“心态”传播开来。费孝通先生晚年反思说，“我那么多年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生态，而没有去重点关注社会心态。”不同的地方性表达，能看到不同的社会心态，或显性、或隐性。

见逻辑——郡县治，天下安。不同行政层级的政令，经过层层传递，最终必然在县域进行转化、消化和吸收，而县域经济指标的起伏，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层投射。具体来说，不仅能看到“醴陵经济”的晴雨变化，还能看到“醴陵文化”“醴陵社会”的底层逻辑，不仅能看到“中国在醴陵”的真实写照，还能看到“一个县城里的中国”的内在肌理。

“把醴陵作为方法”之后，能看到什么？这是一个探索地方性与主体性关系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其本质正在于无数个“醴陵”这样的基层单元，或为“目的”，或为“方法”，在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平衡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方位。

作者简介：高明勇‌，知名评论家，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醴陵城市观察员。著有《新闻的逻辑》《坐下来的中国》《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等，主编有“政能亮丛书”，《微博问政的30堂课》等，主持“政邦茶座”，出版有《人文的重量》《城市的角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