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里是渌水河畔的一方沃土，更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历史的风云激荡，无数醴陵儿女毅然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他们的命运，都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当中，有与毛泽东并肩探索革命道路的亲密战友李立三；有他亲笔题写挽词的抗日名将左权；也有在历史转折点上，与他肝胆相照、毅然选择光明的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这些名字，都与那段峥嵘岁月紧密相连，代表着醴陵人的选择与担当。“醴陵发布”特别推出《毛泽东与醴陵人的往事》系列报道。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感悟初心，从这些故事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不竭力量。

他是毛泽东在曦园的昔日好友，为革命和教育事业殚精竭虑，被世人尊称为“匏公”

在醴陵这片孕育出无数革命先驱的土地上，涌现出了左权、李立三等一众名垂青史的革命先烈，也有如杨东莼这样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忠义之士。

杨东莼（1900-1979)，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和宣传工作。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是我党早期的社会活动家之一。解放后，首任广西大学校长，历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这位被世人尊称为“匏公”的醴陵人，从五四运动的烽火中走出，坚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信念，以笔杆作武器，在投身教育与革命的事业中与毛泽东结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情谊。

杨东莼的革命启蒙始于长沙。1915年，杨东莼考入长郡中学。中学第三年，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新民学会在长沙进步青年中掀起探索救国真理的浪潮，正值热血年华的杨东莼身在其中，深受震撼。尤其在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后，杨东莼心中的革命意识愈发强烈，他决心走出渌江、走出湖南，奔赴思想更为激荡的北京，成为一名在风起云涌中改变时代的政论家。这一抉择，为他与毛泽东的相识埋下了伏笔。

1920年，在北京求学的杨东莼，与作为湖南驱张代表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相遇于北大学生聚居的曦园。这段时期，他们过从甚密，时常纵论天下。从政治社会到文学理想，他们无所不谈。正是这些深入的交流，让他们心中愈发坚定：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大众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这段相识于曦园的青年友谊，成为杨东莼日后投身革命的源头。1923年，在长沙协均中学执教的杨东莼，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七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为他监誓的引路人，正是昔日在曦园一同谈天说地的老友毛泽东。

入党后的杨东莼并未停下前进的脚步。抗战烽火燃起时，他在上海参加由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7年至1948年间，他辗转湖南、广西、香港、四川等地，一边参与抗战，一边坚守教学岗位。西安事变后，杨东莼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派，执行对新桂系高层的统战任务。他先回到湖南会见刘斐，又与其同去桂林面见李宗仁、白崇禧。当李、白二人向他探讨时局时，杨东莼坚定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必然由统一战线来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杨东莼投身于百废待兴的教育事业。在担任广西大学校长期间，杨东莼致函时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恳请代为协调请毛泽东为广西大学题字。几经周折，杨东莼如愿收到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校名，“广西大学”四个大字最终高悬于校门之上。全校师生离校前纷纷在毛泽东题写的校名旁留影，杨东莼也在其中。那面崭新的匾额，既是毛泽东对广西教育的鼓励，更凝结着两位故交在和平年代的深厚友谊。

即使步入晚年，年过七旬的杨东莼依旧保持着豁达刚直的本心。1972年，毛泽东特地接见了杨东莼、周世钊、胡愈之三人。针对杨东莼曾经感叹民主党派“有庙无僧”，毛泽东打趣般地问：“你们不都是和尚吗？”杨东莼等人则抓住这次机会坦诚进言，直陈当时的诸多社会问题。这便是有名的“三老进言”。这次接见后，毛泽东还委托专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杨东莼在那次座谈上针砭时弊，为当时的政策调整提供了诸多真知灼见。

从北大曦园的青春初识，到抗战时期的统战使命；从广西大学的匾额题字，再到暮年时的坦诚建言，杨东莼与毛泽东的交集，始终围绕救国救民、复兴家国这一主题。两位湖湘子弟，一位投身于改造中国旧社会的政治革命，一位深耕于教育思想与改革领域，他们的行动与理想就像峥嵘岁月中的相交线，在救亡图存的征程中相互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