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醴瓷情结
李维善
我认识沈从文是从1959年1月开始的。1959年1月我在北京，参加为研究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兴建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内部装饰的会议。在那次会上，醴陵瓷业承担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解放军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场等几大建筑的日用瓷、艺术瓷的光荣任务。为了使醴陵瓷更好地贡献给首都人民，我决定趁在京的机会拜访一些老专家以求指点。沈老那时在故宫工作，他对我国陶瓷有独特的研究，他是湖南人，又是很有名气的大作家，我决定先去拜访他。同去的有当时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画师唐汉初老艺人。沈是一位大名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事先又没有打招呼，不免有些唐突。打听了路线后，经过东堂子胡同到了51号就冒冒失失地进了他的家门。沈听说我们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年轻的所长（我那时30岁）和绘瓷的老艺人，二话没说立即丢下了手头的工作（当时正在伏案写东西），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进门后我们发现，沈老家靠墙的一面是四个满满当当的书柜，柜子上叠满了他收购的古瓷，书桌上摊满了他的稿件。一个文化人的氛围呈现在眼前。那天正是星期天（1月20日），说明沈老是很繁忙的。那次见面谈的家长里短全是瓷器的事。沈老生前没有到过醴陵，但这次谈话中他问起了醴陵的釉下彩，还谈了醴陵瓷器的其他事，似乎对醴陵瓷业有一定的感情。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开创醴陵釉下细瓷的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翰林、凤凰人熊希龄（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前身——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的创始人，首任民国国务总理）就是他的姨父。当说到我们这次进京是参加十大建筑内部装饰的会议时，他说他知道有这个会议，因为在此之前他被邀请参加了在京文化界人士一次类似的会议。而通知醴陵瓷业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就是他提议的。当他听我们介绍醴陵瓷业在会上承担了十大建筑的日用、艺术瓷的任务时，他显得格外高兴。一边听我们介绍，一边抽条凳子从柜顶上随手取出明清古瓷在地上摆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花瓶、盘碗和罐子等共30多件），毫无保留地让我们全部都带回陶瓷研究所作工作中的参考。这次仓促拜访，又亲切叙谈近两个小时，我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获得巨大的收获。此后几十年，我们常有书信往来，主要是向沈老请教的事情多，我有机会去北京开会又去看望过他几次，与我同伴去看望他的，除前面说的唐汉初老艺人（已故）外，还有陶瓷研究所青年画师肖石泉、情报室主任贾杰民（90年代曾任陶瓷研究所所长），现均退休。
1959年醴陵陶瓷研究所还承担了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用的东汉科学家、天文学家、 文学家张衡（公元78年-139年）的塑像研制。担任此一重要塑造任务的陶瓷研究所青年雕塑工作者罗景炘（1954年中南美专毕业），对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又是朝廷命官、两度担任宫廷执掌天文的太史令这样的人应穿戴什么衣冠，其仪表如何表现颇多思量。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他那时在故宫工作，对古代服饰很有研究，随即向沈老写了一封请教的信，并由罗景炘同志持我的信专程去了一趟北京。这里顺便说点插曲：还是1963年的时候，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向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提出，许多国家都有服装博物馆，他说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就是没有服装史的专著。齐当即向周总理推荐，这件事沈从文可以搞，总理也知道沈从文的才能，当时就当机立断说：“好，这事就请沈从文来做，一定会做好。”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故宫工作，他从此改行研究青铜器、陶瓷器、漆器、玉器及古代服装等，十多年下来，他在文物史方面几乎成了“富甲天下”的专家了。这次在接受周总理的嘱托后，他更是全身心倾注在古代服饰的研究上。沈从文先生前后费了18年心血（其中“文革”干扰了若干年），一本包括400张彩色图像、20多万文字说明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大型著作，终于在他八十高龄的1981年出版问世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巨著对于我国从商朝到清朝3000多年间，各朝代各阶层的服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对沈老来说特别是完成了周总理的遗愿，他内心是多么高兴自不待说。
前面提到的罗景炘同志持我的信到故宫拜访了沈从文先生，当然又得到了沈从文先生的热情接待和指导，不仅张衡的衣冠装束问题得到了解决，沈从文先生还向罗景炘提出了塑造张衡像应注意的仪态和为人气质。有了这样难得而又热心的指导帮助，罗景炘的创作活动如鱼得水，很快就顺利完成了任务。古铜色的张衡塑像（1.4米高）从历史博物馆 1959 年国庆10周年开馆起一直陈列在该馆反映东汉时期的显要位置上，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包括罗景炘及为完成此一塑造任务的有关人员由此为首都的历史博物馆顺利展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沈从文对醴陵瓷业的发展，对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工作上的帮助是很大的。笔者曾在《湖南日报》（1988年10月8日）、《醴陵文学》（2000年第4期）分别发表了《忆沈从文》和《沈从文和醴陵瓷》两篇拙文。其中介绍了沈从文先生为建议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筹建“陶瓷馆”（即今湖南陶瓷陈列馆，位于醴陵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内——编者注）一些具体意见的亲笔信。沈老惯用毛边宣纸，采用毛笔竖行，蝇头小草，似行云流水，笔者无意“借信掠美”，发表这封信只是可以看到沈老对醴陵瓷业的倾心关注。
沈从文先生原信（节选）：
李所长，前信想已收到。我这里曾为省博李昌鄂同志写了封信，问他省博方面领导同志是否还知道十多年前，故宫拨调的瓷器，主要设想是为协助醴陵瓷生产的参考，便于改进和提高在外销上既打“经济仗”又打“文化仗”。若新领导明白后，即一时不能调几十件有用名瓷给研究所，也应为研究所特别匀出个房间，让你们就生产需要临摹个百十件样子供参考，最好还是能同意轮流调一部分到瓷研所去，才不失本意。你们若需要，交涉又有周折，我可向李振军（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编者注）写封信，谈谈这件事。其次，我还曾为收了一批外产日用刻玻璃，有极好的，不知是否还保存在省博，或是展览馆库房中，当时用意是“洋为中用”，搞玻璃不能不学外来物。与其冻结在库房中，不如也拨给瓷研所，为改进醴陵日用玻璃参考。仅仅这个外来的不够，还可设法搞百十件各省的，历博也有不少。新出土的唐宋元明金石器盘、碗、壶、罐造像，并已画出的图样，就可两结合，搞出崭新造型和花纸新的生产，在世界上也是会得到艺术上的成功。
（本文原载于《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