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改造醴陵瓷业的当代启示
醴陵城市观察员：王小杨
醴陵城区。王界明摄
1905年5月，一个湖南凤凰人来到醴陵。
他叫熊希龄，那年三十五岁。此前的人生里，他十四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曾与谭嗣同一起创办时务学堂，又因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政治巅峰跌到谷底，不过几年时间。如今他领着一个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二等参赞官的头衔，从日本考察归来，心里装着的却是另一件事：实业。
他走进醴陵的窑厂，看见的是“粗花大碗每十个成本售钱八十文，运至汉口售钱一百文者，今则醴陵跌至六十八文，运汉跌至八十文”。窑户“仰屋而嗟”，工人“授业以待”。洋瓷涌入，土货滞销，“数千人所仰赖之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
《长沙日报》对此行的报道，称其为湘省“整顿实业之始”。可熊希龄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两年，他要在这块土地上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把醴陵从“土法制瓷”的泥淖里拽出来，让它长出细瓷的筋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熊希龄研究专家周秋光所著《熊希龄传》，以翔实的史料还原了这段历程。这部60多万字的传记，遵循熊希龄的生平活动脉络依次写来，对熊希龄的历史叙述力求全面，并坚持客观的原则，进行了公允的评价。今天读来，那些一百多年前的细节依然令人动容：窑户工人听说要改良，“恍然于新旧之利害，无不鼓舞同声。所经过之处，围观延揽，络绎于途”。一个破败行业里的人们，对改变有着近乎本能的渴望。这种渴望，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转型升级的产业里，依然能看到。
《熊希龄传》 周秋光 著 团结出版社
为什么是醴陵？
熊希龄并非心血来潮。
他最初想在常德试办机械与染织学校，但思来想去，“大皆初创”，缺乏基础，一时难成。而醴陵不同，自清雍正以来就有土法制瓷的传统，境内不少窑户赖此为生，基础稳固。“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顺着百姓已有的生计去改良，比凭空创造一门产业要容易得多。
这是一个极其务实的判断。今天讲产业升级的人，有多少肯先问一句：这个地方的产业基础是什么？老百姓靠什么吃饭？改良的起点在哪里？
《熊希龄传》的作者周秋光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曾指出，要了解熊希龄与醴陵瓷业的创新，必须了解湖南当时的大背景。没有湖南实业的近代化，就没有醴陵瓷业的突然崛起。甲午战争后，湖南通过维新运动办起了新式工矿与交通运输业；清末新政又为实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时机。但与此同时，岳州、长沙相继开埠通商，帝国主义对湖南的经济侵略加剧，严重刺激着熊希龄，使他立下了“决意专注实业”的大志。
他接着做了一件事：实地考察。不是坐在衙门里看报告，而是亲自走遍沩山、赤足岭、青泥湾等七处瓷土产地，把醴陵瓷业不振的原因归为九端，概括为五个方面：资本不足、技术粗劣、场地不利、运商控制、行规压制。其中最要害的是运商，那些江西萍乡的盐贩子，一边把盐卖到湖南，一边从醴陵运走瓷器，再用高利贷控制小窑户，两头盘剥。
熊希龄的诊断之精准，放在今天堪称一份产业调研报告。他看到了技术问题，更看到了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问题，运商卡住了流通环节，窑户做得再好也是给别人打工。
湖南瓷业学堂师生合影。
熊希龄做了什么？
他的方案有三条：办瓷业学堂、设瓷业公司、选好厂址。
最值得玩味的是顺序。当时有人建议学堂和公司一起开，熊希龄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在没有筹定最有效的措施之前，不能“骤招商股”。一旦“骤招”，倘无成效，“以后实业之信用必失”。所以他坚持“先开办学堂”，“俟有成绩，再设资本三四万元之公司”。
这个顺序背后是一种考量：先有技术，再有产业；先有人才，再有规模。今天多少地方搞产业园区，楼盖好了，设备买齐了，发现没人会用，缺的正是熊希龄那个“先办学”的耐心。
1905年7月，湖南巡抚端方拨银一万八千两作为开办费。熊希龄亲自赴日购买机械、标本、图书，聘请日本技师。1906年2月，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学，第一批速成班六十人。学堂分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除本省师资外，还聘请有日本技师授课。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正如《熊希龄传》所记述的，熊希龄“选择窑户中娴熟工人数十名入学堂速成科，选择窑户中工人之子弟年龄在15岁、文理通顺者学永久科”，既解决眼前的技术急需，又为长远储备人才。
学堂办起来只是第一步。常年经费没有着落，熊希龄四处筹款，从运商手中抽取、向铁路局请求客票加价、找端方在盐款项下筹措、请求湘鄂川三省协济，几乎把能想的办法都想遍了。最窘迫的时候，学堂负债已达一万五千九百余两。
办实业从来不是浪漫的事。熊希龄在给同人的信中写道：“治一公司如治一家，米盐琐屑皆须亲检；治一公司又如治一国，忧勤惕励方有佳境。”
醴陵釉下五彩瓷瓶。
他做成了什么？
1906年9月，瓷业学堂速成班学员毕业，成为瓷厂第一批技术骨干。11月，瓷厂开工，采用新法生产细瓷。1907年，公司发明了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从此醴陵不再是那个只产粗瓷大碗的地方。
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南洋劝业赛会，醴陵细瓷均获一等金牌奖章，“列名在景德镇之上”。此后不过十年，醴陵瓷“遂与湘中绣货，为会场赛品之两大宗”。公司股本从五万扩充至十万，再至三十万。醴陵瓷业与湖南的铁路、矿山、航运并称“四大实业”。
《熊希龄传》中有一段精辟的总结：熊希龄的成功，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用最少的时间，最轻的成本，去追求最快和最大的效益”。
一百多年了，产业升级的逻辑没有变过。有学者评价《熊希龄传》“集学术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民国史研究尤其是人物研究的厚重之作”。而熊希龄在醴陵瓷业上的实践，正是这部厚重之作中最具标本意义的一个片断。
阳东电瓷生产的支柱绝缘子。
醴陵的窑火，还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今天的醴陵，早已不是熊希龄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2025年，醴陵陶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800亿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过1500家。日用陶瓷出口24.36亿元，电瓷出口7.17亿元。电瓷产品占据全球市场约30%的份额，行业智能化替代率超过70%。醴陵瓷的边界早已冲破碗碟容器，从日用瓷延伸到特高压绝缘子、航天陶瓷乃至新能源材料。
窑火从1906年烧到今天，从未熄灭。但熊希龄留下的，远不止一个产业。他的实践里藏着一套关于“如何做产业”的方法论，对今天仍有切肤的启发。周秋光在讲述熊希龄与醴陵瓷业的故事时指出，熊希龄改革创兴醴陵瓷业的成功，给地方发展带来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要把握好时代发展机遇，打造优势产业；要注重科学规划，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要具备勇于迎难而上、敢于进取的决心和精神。
启示一：先摸清病根再开药方。
熊希龄到醴陵不是走马观花。他把瓷业不振的原因归为九端，资本、技术、场地、运商、行规，条条切中要害。他看到了技术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运商利用牙帖特权控制流通，小窑户做得再好也受制于人。所以他一边办学解决技术，一边从运商手中争夺定价权。改良学堂经费的方案中，有一条规定“运商每购货一千一百一十五文即抽出十五文作为学堂经费”，实质是把运商盘剥的钱再拿回来。
今天很多地方的产业规划，缺的正是这种“把脉”的功夫。产业升级首先要知道“病”在哪里，而不是一上来就开药方。
启示二：掌握人才与产业的辩证法。
这是熊希龄最了不起的判断。他坚持“先办学堂，再设公司”，因为他知道没有技术人才，再多的资本和设备也是空中楼阁。今天醴陵拥有三所陶瓷产业相关院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根子或许是熊希龄一百多年前埋下的。
当前各地争抢产业项目，动辄几十亿的投资，但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来干？设备可以进口，厂房可以盖，但人才必须自己培养。熊希龄的办法是“长短结合”，既解决眼前的技术急需，又为长远储备人才。
启示三：渐进比激进更靠谱。
熊希龄拒绝“骤招商股”，因为他知道实业最怕一哄而上、一哄而散。他主张学堂试验成熟了再办公司，公司从小做起再慢慢扩大。1906年学堂开学两个月后，速成班学员手制瓷品初见成效，副监督文俊铎等人就急于开办公司。熊希龄后来在信中不无遗憾地说：“规模日大，开销日巨……股本不敷，乃出借贷”。事实证明，步子太快险些把公司拖垮。
今天一些地方搞产业，动辄“千亿产业”“世界一流”，口号喊得响，根基却不牢。产业升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醴陵陶瓷从1906年起步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金，用了将近十年，这种耐心今天尤其稀缺。
启示四：引进技术要“吃透”，不能“买来就完”。
熊希龄从日本引进设备和技术，但不止于引进。学堂师生反复试验，最终发明了釉下五彩，这是日本没有的、属于醴陵自己的东西。今天许多企业引进设备后只会照搬操作，缺乏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
更值得一说的是，熊希龄对“试验”的重视。他说“试验为公司时时不可少之举。只有日新又新，方能进步”。他在整顿公司时专门强调，“干一事必使其步步不放松，日日不空过，必待其万不可行而后罢手”。这种反复试、不怕错的态度，今天在不少企业里反倒稀缺了。
启示五：产业变革要算“人的账”。
熊希龄改革的最大代价，是众多小窑户失去生计，他们或者成为公司的雇佣工人，或者流落社会。《熊希龄传》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坦承，这“固然推动了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因为加速了醴陵县自然经济的解体而给众多的劳动人民带来一时的贫困和痛苦”。任何产业变革都有代价，问题是谁为代价买单？
如今产业智能化势不可挡，大量重复性岗位被机器取代。产业升级的同时，如何安置被替代的劳动力？如何让产业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这是仍然算清的账。
1917年，熊希龄离开醴陵，投身慈善，创办香山慈幼院。醴陵瓷业的故事他不再参与。但那个1905年春天在醴陵街头“围观延揽”的下午，已经改变了这座湘东小城的命运。
熊希龄。
熊希龄的一生贯穿了维新、救亡和济赈的人生追求。他以实业救国，以慈善济世。从醴陵的窑厂到香山的慈幼院，从振兴实业到救济灾童，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尽自己的一己之力进行补救”的担当。
熊希龄在给学堂同人的信中写过一段话：“使生徒专注于工业一途，对于工业生其羡慕之心，而无厌倦之想，由爱而专，由熟而巧，不独可成一高等技师，且可于洋教员教授范围之外，睿其心思，发明新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段话说的不只是学生，说的是一切想要做事的人。由爱而专，由熟而巧，产业的升级、技术的突破、一个地方命运的扭转，从来都始于这样的专注。
这或许就是一百多年前那场改革，留给今天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方法论。
作者简介：王小杨，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编委、理论评论中心主任，醴陵城市观察员，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湖南工商大学硕士生业界导师，湖南省省情研究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