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情节虽源于艺术创作，但在真实历史中，蔡畅和丈夫李富春的日常生活比“四菜一汤”还要简朴得多。

蔡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丈夫李富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家经济建设。夫妻二人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立下了严明的家风：公私分明、从不娇惯子女、不给子孙留财产。

在日常生活里，蔡畅把“公”与“私”的界限划得极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住在北京什坊院，离供应点较远，国家专门配了一辆吉普车供管理员买菜。蔡畅和李富春觉得，家里已经配了管理员，再配专车买菜，既是浪费，又是特权。蔡畅主动找采购员商量：“目前我们国家还很困难，把这辆汽车省下来交给公家就可以多派点用场，你辛苦一点，骑自行车买菜好不好啊？”把车退回公家后，每逢刮风下雨，他们都会叮嘱采购员乘公共汽车、带好雨具。

（1925年，李富春、蔡畅在广州的合影。这是他们婚后在国内的第一张合影。）

两口子到了50岁才有一个固定的家，平时的伙食固定是一荤一素一汤，外加一小碟两人都爱吃的辣椒。只有来客人时，才会添上一两道好菜。吃不完的剩菜，蔡畅会用筷子拨到碟子中间，留着下一餐再吃。外出开会、接待外宾时，两人穿着整洁合体的工作服；但回到家里，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裤子和袜子。

对自己克勤克俭，对晚辈更是严格要求，绝不允许搞特殊化。蔡畅从小就要求唯一的女儿李特特自力更生，不依赖父母。一年冬天，李特特在北京郊区农村劳动，蔡畅托警卫员送一床棉絮过去。警卫员让司机开车送到了郊区，蔡畅得知后严厉批评：“你们开车去，招摇过市，影响多不好。我们的孩子那么特殊，群众会怎么想？”从那以后，工作人员再也没有对她的子女有过任何特殊照顾。

（1963年春，毛泽东接见全国妇女代表时与蔡畅合影）

在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下，加上蔡和森等亲人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感召，李特特从莫斯科农学院毕业回国后，主动报名去黑龙江北大荒建设农场，后来又远赴新疆戈壁滩从事核效应研究工作好几年。离休后，80多岁高龄的她依然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帮贫困地区修路、打井、建学校，一生本色不改。

对于外孙李勇，蔡畅同样疼爱却不娇惯。为避免孩子养尊处优，她把年幼的李勇寄居在幼儿园，每周只接回家一次。李勇上小学后，自己洗衣服，从没坐过家里的公车。有时李勇回家念叨别的同学有汽车接送，蔡畅就耐心地教育他：“汽车是爷爷奶奶工作用的，不能办私事，更不能接送孩子。”李勇住校期间，蔡畅每周只给他5毛钱的往返车费。有时为了省下5分钱买根冰棒，李勇只能自己步行几站路回家。

1975年李富春病逝后，蔡畅把两人省吃俭用攒下的10万元存款，连同利息、一个金镯子和一枚戒指，全部作为“特别党费”上交。1977年，她又将个人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特别党费上交。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工资制起，夫妻俩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是800元出头，这13万多元相当于他们全部工资收入的一半。

交党费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要不要给子孙留一点。蔡畅坚定地回答：“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

于是，工作人员给她开具了特别党费收据。上面写着：“李富春、蔡畅同志，1975年2月17日，交来金镯子一个，计重1.1两，戒指一个，计重3钱（作为上缴特别党费）。”另一张写着：“1975年3月17日，李富春、蔡畅同志交来特别党费10万元整（其中储蓄存款单29张计99851.09元，现款148.91元）。”第三张写着：“1977年4月8日蔡畅同志交来特别党费叁万元整。”

退掉的是买菜专车，守住的是公私界限；上交的是半生积蓄，留下的是无价家风。蔡畅与李富春用一辈子的言传身教，树起了共产党人清白做人、从严治家的精神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