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里是渌水河畔的一方沃土,更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历史的风云激荡,无数醴陵儿女毅然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他们的命运,都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当中,有与毛泽东并肩探索革命道路的亲密战友李立三;有他亲笔题写挽词的抗日名将左权;也有在历史转折点上,与他肝胆相照、毅然选择光明的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这些名字,都与那段峥嵘岁月紧密相连,代表着醴陵人的选择与担当。“醴陵发布”特别推出《毛泽东与醴陵人的往事》系列报道。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感悟初心,从这些故事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不竭力量。
他是我军最年轻的军事家,“黄埔四杰”蔡申熙
在中国革命军事史的璀璨星河中,有这样一颗流星:他光芒炽烈,却过早地划破夜空,只留下无尽的追思与启示;他的生命短暂,仅二十六载春秋,却浓缩了从黄埔精英到红军名将的壮阔历程;他的战略眼光,与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遥相呼应,共同诠释了人民战争的深邃智慧。他是红军高级指挥员——蔡申熙。1989年,蔡申熙被中央军委认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是我军最年轻的军事家。

蔡申熙,原名升熙,字旭初,曾化名刘辑明,1906年2月12日出生于湖南醴陵东乡(今王仙镇)。1922年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带头抵制洋货,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蔡申熙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
1925年2月,蔡申熙随教导团参加平定陈炯明叛乱的第一次东征,经历了夺淡水,攻平山,大战棉湖、河婆,占领兴宁、梅县等战役。在广东揭西县棉湖镇,以蔡申熙为代表的黄埔学生军教导第1团以不足两千人,击溃陈炯明主力林虎军万余人,取得东征胜利。棉湖战役,是蔡申熙参加的首次运动战。同年10月,因陈炯明叛军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胁,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蔡申熙所在学生军教导团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投入战斗,蔡在该军任营长之职。11月初,东征军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叛军全数消灭,取得了胜利。两次东征,蔡申熙披坚执锐,“沙场猛士”声名鹊起。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蔡申熙退出第1军,转而到李济深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担任营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亲率所部浴血奋战于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战役中,为第4军赢得“铁军”之誉立下汗马功劳。1927年8月蔡申熙参加南昌起义,随即出任起义部队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参谋长。后随起义军南下,辗转到达广东。12月,参加张太雷、叶剑英、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蔡申熙成为被通缉对象。他筹措路费辗转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是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929年,中共中央在上海举办由周恩来领导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并为苏区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军政领导干部,蔡申熙便是其中之一。在训练班的学习和早期的战斗经历,为蔡申熙迈向军政兼优打下了根基。这期间,他接触到了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等从斗争一线送来的报告,其中关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他后续的战斗中得到了反复实践。
从1928年秋到1930年底,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受命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虽然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但是,电光石火之间,他都发挥了起死回生、扭转局势、打开局面的作用。在南昌,他重新盘活了江西全省秘密军事系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曾悬赏大洋万元要他首级;在吉安东固圩,他指挥部队向吉安、永丰、兴国等县波浪式地扩张,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当地群众称赞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在鄂东,他在两个月内亲手组建红15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
1930年底,蔡申熙率领新生的红15军千里转战,意外地成为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救火队长”。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压境,他与曾中生等领导人没有固守硬拼,而是果断采取“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他们以红15军为骨干,广泛动员地方武装和“红色补充军”,开展游击战袭扰、困敌,为主力回师赢得了宝贵时间。
红15军与红1军合编为红4军后,蔡申熙的军事才能发挥得到了更大舞台。
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作战中,他与徐向前、许继慎等将领共同探索和创造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战术。围点打援的磨角楼之战,以一部佯攻吸引敌军主力来援,再以主力伏击援敌,实现了“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目的,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坑道爆破的新集之战,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不仅拔除了根据地心腹之患,还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和首府;飘忽作战(运动战)的双桥镇大捷,红军以略处下风的兵力,硬是将一场击溃战打成了歼灭战,全歼敌一个师。这场双桥镇大捷,也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蔡申熙和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一起,成为开创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黄埔四杰”。
蔡申熙军事思想中最为闪光的,是他超前的战略预见能力。当鄂豫皖苏区在1932年上半年取得四大战役辉煌胜利,张国焘等人被“偏师”说冲昏头脑,盲目乐观,高喊“夺取武汉”时,蔡申熙是少数保持清醒的领导人之一。
他冷静分析了鄂豫皖苏区的处境,预见到国民党蒋介石必将调集重兵全力围剿这处“心腹之患”。他力主红军应有“进退两种计划”,并提出一个极具胆识的战略建议:必要时,主力应跳出内线,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鄂豫陕边地区转移。他认为,那里有党的基础,桐柏山区地形有利,且能与贺龙部活动区域呼应,回旋余地远大于日渐逼仄的鄂豫皖中心区。
可惜,蔡申熙的正确意见最初未被采纳。直到敌军大兵压境,红军接连失利,陷入被动时,张国焘才在燕子河会议上紧急转向,接受了蔡申熙和徐向前“西进转移”的方案。红四方面军后来的西征入川,开辟川陕根据地,正印证了蔡申熙战略预见的正确性。黄安河口镇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为了掩护部队主力转移,蔡申熙不幸负伤牺牲,他牺牲前为红军谋划的这条“退路”,最终成为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转折。

蔡申熙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军事探索的一生。他的胆识、他的忠诚、他的战略眼光,早已融入红四方面军的军魂,并通过他的学生和战友,汇入人民军队浩荡的铁流。他的贡献与牺牲,将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荣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