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碑刻无言，鉴照瓷都规矩

评论员 张逸鸣

白露凝霜，滋养沩山洞天灵韵；百年碑刻，尘封醴瓷盛时的喧嚷。

在醴陵市陶瓷博物馆展厅一角，斑驳残缺的《清政府管理沩山瓷业碑》并不引人注目。但你若是深究那刻入石肉的“示谕”“条规”，也许就听到百年前沩山峡谷里的窑火轰鸣，看见那个人声鼎沸的“小南京”。

今天，醴陵陶瓷产业集群已成国家级名片，产值突破800亿元。历史的涓滴细流总有来处，这块立于清代的石碑，就能回答醴陵瓷业跨越世纪的宏大命题：一百多年前，这片热土凭什么让窑火不绝？醴陵人又如何在资源与欲望的激荡中，立下产业发展的规矩？

一块石碑，何以定分止争？

如果说，沩山的瓷泥曾赋予了醴瓷安身立命的“肉身”，那么这块石碑，便铸就了早期瓷都的“风骨”。

清末民初，沩山作为醴陵瓷业的心脏，正如日中天。480多家窑厂依山而立，一两万从业者熙攘往来，这里早已成为五方杂处、利益交织的“名利场”。在那个车马慢、江湖远的年代，窑户、画工、挑夫、商贾，乃至江西福建的过江龙，都在这狭长的山谷里讨生活。纷扰之间，资源在枯竭，废瓷堵塞了河道；利益在拉扯，外来商贩赚走了大头；秩序在摇摆，劳资纠纷时有发生。

人多了，矛盾便生；利大了，规矩得立。

这块由“醴陵县正堂”颁布的碑刻，不只是一纸官文，更是一部百年前的“行业基本法”。

它是一把尺子，丈量着公平的底线。针对工资结算，它规定“做碗、画碗向按挑数作工价，挑高低必视碗价贵贱”，将劳动者的收入与市场行情挂钩，成为百年前最朴素的“绩效管理”；

它是一面盾牌，守护着经营的安全。对于外来务工者，它要求“查明来历，不得率意收用”，对于偷奸耍滑、擅闯民宅者，更是严厉到“公同逐出境外”；

它更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劳资的温情。碑文中甚至细致地规定了“长支”（预支工资）的处理方式，要求窑户与做碗、画碗各工“和衷共济”。

石刻之上，我们看不到冰冷的压榨，读到的是“商量着办”的哲学。瓷器卖多少钱？不是谁嗓门大谁说了算。当价格有争议，老成持重者便聚首天符殿，在神明的注视下，“当面酌商，批单定价”。这种早期的行业自治与协商机制，让沩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依然能保持“日夜不停，声音交接”的生产节奏。

一场治理，怎样折射产业之魂？

青石生凉，刻下的规矩却滚烫。

这块碑立在地上是法度，立在心里，便成了醴瓷得以安身立命的魂灵。

它折射出醴陵人对“技艺”的敬畏。条规中特别提到，对于新来学习手艺的人，若是“可教之人”，便“即宜收教不得阻”。这种“千师带万徒”的开放胸襟，打破了门户之见，让醴瓷的薪火在渌江畔代代相传。直至今日，这种对工匠精神的推崇，依然流淌在陶瓷学院的课堂里，闪耀在每一位从业者的勾线分水间。

它映照出醴陵人对“秩序”的尊崇。若无规矩，繁华终成蜃楼。从严禁“结盟拜会”的拉帮结派，到规范外来商贩的“只准平价”，这不仅是官方的管理手段，更是当时醴陵瓷业寻求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内生动力。正因为有了这份对秩序的坚守，醴陵瓷业才能在后来引进先进技术、创烧釉下五彩，一举捧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惊艳世界。

这块碑，是醴陵陶瓷从粗放走向规范、从作坊走向产业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千年的窑火之所以不熄，不仅因为有优质的泥土，更因为有清明的规则和人心。

一段回响，如何启迪今日征途？

转眼百年，昔日的运瓷古道已经爬上了青苔，独轮车碾出的辙印也已化作历史的纹路。但石碑上的精神，却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化作今日醴瓷奔流不息的动力。

如今，醴陵陶瓷早已不再囿于沩山山坳。从“红官窑”的国瓷传奇，到“五彩醴陵”的全球绽放；从全世界每4个陶瓷杯子就有1个出自醴陵的“海量”，到电瓷产量占全国半壁江山的“硬核”。我们的生产线变了，智能制造的流水线日夜不息；我们的市场变了，那是遍布150多个国家的广阔天地。

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

正如石碑所刻，我们依然坚守着“和衷共济”的产业生态，上下游1500家企业抱团取暖，共赴星海；我们依然传承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泥土在烈火中涅槃新生。

百年前，先辈们在沩山立碑，是为了在乱世中守住一方瓷业的安宁；百年后，我们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回望，是为了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这“醴”走得更稳、更远。

石碑无言，却掷地有声。

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规矩与匠心，永远是瓷都最硬的脊骨，也是我们奔赴未来最足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