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总离不开一些开拓者和奠基人，就因为有他们的领头羊作用，才有了该行业后续的迅猛发展和强大。在这些群星之中，有一些醴陵人的身影，他们或在科学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或在教育、农业、航空及党建事业中勇立潮头，成为各自领域的“中国第一人”。这些醴陵儿女用智慧与担当，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座城市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衣原体之父”
1897年（光绪37年），汤飞凡出生于醴陵西乡汤家坪。12岁时，他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17岁，汤飞凡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从此走上医学之路，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1926年，他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走上中国病毒学研究第一人的艰难之路。
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和宽阔的视野，让汤飞凡计划留下来进一步探索微生物领域。这时，他却收到老师颜福庆的信，希望他回国效力。汤飞凡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中国。
在科学探索的路上，千难万阻他一往无前。汤飞凡不仅为国家培育了一批细菌学的人才，还筹备了从无到有的细菌学系。为造福世人，汤飞凡甚至不惜以身试险。1955年，汤飞凡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当时沙眼病流行，全世界1/6的民众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在中国有超过50%的人发病。冒着失明的危险，汤飞凡命助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一只眼睛。他40天坚持不治疗，用自己的健康收集来的证据，终于成为可靠的临床资料。汤飞凡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沙眼的预防与治疗。1970年，国际上正式将沙眼病原体命名为“衣原体”，而汤飞凡被同行尊称为“衣原体之父。”
不仅如此，汤飞凡还对中国的预防医学和生物制品事业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功绩。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重建了“中央防疫处”，在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团队研究，推动了中国青霉素的量产，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迁到北平，并在1949年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担任所长，继续实践他年少时许下的“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就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的诺言。1950年，为了遏制冀北鼠疫的横行，汤飞凡带领科研人员用了两个多月，赶制出900余万毫升鼠疫减毒活疫苗。为了彻底消灭天花这种传染病，汤飞凡又研究出乙醚杀菌法，迅速增加了疫苗产量，使得我国于1961年成功消灭天花，早于全球16年。
汤飞凡于中国现代医学，特别是微生物学、病毒学方面创造了无数个第一，让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醴陵人引以为荣。
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安源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发祥地，在那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安源地委党校。而这所党校的创办人正是醴陵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汪泽楷（又名汪士楷）。
汪泽楷于1894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书香之家，父母开明，颇有进步思想。1916年春，汪泽楷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并结识了毛泽东、萧三等一批进步有为青年。
1918年9月，汪泽楷来到北京，打算自修后报考北平大学。在这期间，他读到了《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刊物和书籍，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汪泽楷与聂荣臻、汪泽巍等158人，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任干事。1923年2月，在中国少年共产党巴黎代表大会上，汪泽楷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按当时规定，自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当时，周恩来为书记，汪泽楷是学运干事。此后，汪泽楷凭借深厚的法语、俄语基础，翻译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先后在北平、桂林、南宁、长沙等地任教，积极奔忙于抗日救亡活动。
安源党校旧址（八十间）
1924年秋，汪泽楷来到有“小莫斯科”之称的安源任地委书记。当时，安源的党员人数达到了198人，占全国党员人数的五分之一，是全国党组织中工人占比最多的地方党组织。随着党员人数剧增，党中央更加重视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养的现实问题。同年12月，安源党校在安源一个名叫“八十间”的房子里（后搬至张家湾安源工人子弟学校内）正式创办，由地委书记汪泽楷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
中国第一位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女性
她和苏雪林、凌叔华一起并称“珞珈三女杰”，被誉为“英国式淑女”，拥有广泛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曾留学英国与法国，成为第一名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是著名的女学者、教授、作家。
1894年秋天，袁昌英出生在醴陵市八步桥乡。父亲袁雪安历任云南、湖南、山东、安徽等省财政厅长和湖南代理省长，是位思想开明、儒雅风流的民国官员。袁昌英为家中长女，幼时在家读私塾，后随父亲到上海，进入中西女塾学英语。
1916年、1926年，袁昌英两度出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是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8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业型女性，集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尽管著译量不大，但在法国文学研究、戏剧理论、散文创作、戏剧创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沈从文称她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1929年起，袁昌英任职于武汉大学，与苏雪林、凌叔华合称为“珞珈三女杰”。她写出的戏剧有《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等，影响巨大；她的代表作《行年四十》《游新都后的感想》被选入高中教材，印在了一代人的心里。
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杰出稻农”荣誉的农民
瞿永寿1928年9月出生于醴陵沈潭鳌仙村，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刻苦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在研究过程中，瞿永寿发现水稻正常生长发育过程存在着“黑—黄—黑”的叶色变化。根据这一生长规律，瞿永寿将水稻整个生育期分为3个阶段，并针对不同阶段的生长特点，探索出一套科学有效的耕作理论，使水稻空壳率从30%以上下降到15%以下，水稻获得了高产。
1972年，瞿永寿应邀参加湖南省农科院组织的全省水稻高产“擂台赛”,他的早稻亩产达到514.2公斤，空壳率只有6.1%，一举夺冠。1973年7月，国家农牧渔业部将瞿永寿降低水稻空壳率的经验制成模型，连同实物送至北京农业展览馆连续展出3年，瞿永寿的技术经验得以向全世界推广，并受到了国际农业专家们的普遍认可。
1985年夏，瞿永寿应邀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建所25周年庆祝活动。在学术答辩会上，他发表了题为《我的种稻经验和对社会的贡献》的演讲，回答了在场80多个国家的农业官员、专家的提问，受到与会各方的称赞。瞿永寿降低水稻空壳率，提高水稻单产的技术和经验，被国际水稻研究所认定为水稻栽培技术上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代表国际水稻研究所授予瞿永寿“杰出稻农”称号，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得这一荣誉的农民。当时，和瞿永寿一同获奖的还有袁隆平。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总体设计师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早在40多年前，他就已经让中国第一架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震惊世界！
1930年，程不时出生于湖南醴陵，母亲是教师，父亲是一位机械工程师。程不时的童年是在漫长的“逃难”岁月中渡过的。因为亲眼看到日军飞机对中国土地、百姓狂轰滥炸和屠杀，以及飞虎队和日本敌机在空中搏斗，小小的他在心里就默默许下了这样一个飞机梦。
前排为运10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27岁，他设计了中国的初教6飞机；87岁，他看到了中国大飞机C919翱翔蓝天。
为了心中的梦想，程不时每天勤学苦读，1951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同年，航空工业局成立，程不时被分配到航空领域工作。那时，中国航空工业主要依靠苏联，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航空工业被迫走向自行设计。
1956年，程不时临危受命，担任起中国“第一飞机设计室”总体设计组组长，他全身心投入带领团队做出了令国人瞩目的成果。1958年，新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飞上蓝天，那一年程不时年仅28岁。
1970年，神秘的“708”工程立项，中国的第一个国产大飞机研制启动，这便是让几代人魂牵梦萦的运-10！40岁的程不时，众望所归担任工程总体设计组副组长，飞机副总设计师。因为当时组长没有参与过任何讨论，所以对运-10负全责的便是程不时。
经过10年的努力，1980年9月26日，运-10一飞冲天，震撼世界！此后，运-10七次成功飞抵拉萨，是20世纪唯一飞抵世界屋脊西藏拉萨的国产飞机。
1980年“运10”一飞冲天
波音副总裁在看过运-10后在美《航空周刊》撰文称：“运-10不是波音707的翻版，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十年之久的锻炼。”英国路透社电讯评价说：“在得到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时，再也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
汤飞凡的严谨、袁昌英的优雅、瞿永寿的质朴……这些来自醴陵的“中国第一人”，尽管人生轨迹各不相同，所处的领域千差万别，但他们身上都闪耀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和心怀家国的赤子之心。醴陵的瓷器，以烈火淬炼而成，温润而坚韧；醴陵人，亦是在时代的洪流中，经千锤百炼而出，卓越而不凡。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了醴陵的血脉，化作这座城市永恒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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