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是醴陵文脉之所系，她以千年的积淀，形成了雄沉厚重的气格，稳健大度的神韵，含蓄灵动的特质，这样的精气神也浸润熏陶着醴陵学子。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大潮之中，一群醴陵人以家国为念，以3000万湖南同胞为计，高举义旗，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让湖湘大地免受战火荼毒。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从渌江书院走出去的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等。
1948年7月，时年66岁的国民党元老、“湖南家长”程潜（醴陵官庄人）回到离开20多年的湖南政坛，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辖湖南、江西两省。但主政湖南后程潜的日子并不好过。仅仅几个月，人民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百万雄师饮马长江。而湖南境内，多年的战争导致百业调弊，灾荒重重；程潜自己又备受蒋桂军阀排挤打压，军队实权不足。内外交困，湖南的出路何在？就在程潜彷徨、苦闷不已之时，一群从渌水边、西山下走出的醴陵人相继汇聚长沙，带着对和平的热切渴望共同策划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推动湖南和平起义。
程潜回湘不久，中共湖南省工委就根据毛泽东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成立统战策反小组，确定由共产党员湖大讲师余志宏（原王坊镇泮川村人）担任这项重要使命。
余志宏于是密切对接时任湖南省政府顾问方叔章，方和程潜私交甚好。同时催请程潜族弟反蒋拥共的程星龄从台湾回湘。1948年11月19日，在方叔章公馆内“桃子湖家宴”举行，宴请的是余志宏、程星龄、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中共一大代表）等人。“湖南往何处去，程潜往何处”成为宴会中心议题。正是这场湖南时局“高峰论坛”推动程潜下定和平起义决心。然而，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不行。于是经过刘斐（原醴陵县姚家坝乡人）斡旋，成功将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调来湖南。
陈明仁（字子良），原醴陵南桥镇洪源村人，时年46岁，与程潜有师生之谊。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返湘后与程潜私下里有过“共促和平”的口头协议，但在公开场合，总以顽固反共作派示人。余志宏通过程星龄的关系，做通同了陈明仁的亲信醴陵东富人温汰沫和李君九的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陈明仁也倾向起义，但是他有三怕：怕泄密、怕算旧账、怕戴投降帽子。
对此，章士钊特别向程星龄转告了毛泽东对陈明仁的态度：当时，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毛泽东的这番话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极大地坚定了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决心。陈明仁表态:“我陈子良跟颂公起义跟定了!”
此后，余志宏代表中共，程星龄代表程潜,李君九代表陈明仁成立了三人小组，湖南和平解放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6月中旬，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工委正式递交了《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提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收到《备忘录》之后，于7月4日复电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毛泽东还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又点将和程潜、陈明仁关系密切的李明濒（原醴陵新阳乡人）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李明濒是程潜的师弟、朋友，又曾是陈明仁的恩师。李明濒接受任务后,让其表兄弟陈大寰在两军对峙、交通梗阻的情况下，历尽艰险将毛泽东的亲笔信面交程潜，给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7月下旬，程潜与陈明仁默契配合,与蒋桂军阀的军警特巧妙周旋摆脱盯防，和中共代表李明濒在长沙多次秘密协商和平起义相关事宜。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由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宣布“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5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嘉勉，称赞程潜、陈明仁“大 义昭著，薄海同饮”。
8月5日晚上，人民解放军从长沙小吴门进入市区。古城长沙沸腾了。10万群众夹道欢迎,全程红旗招展，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霄。战争疑云飘散, 人们欢庆到凌晨3点才慢慢散去……古城长沙和平解放了！
长沙是继北平之后,第一个实现和平解放的城市，这是湖南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湖南和平解放，促进了反动阵营的瓦解，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加速了全国的解放进程。
1949年8月25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对程潜、陈明仁起义和湖南和平解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湖南的起义,给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又一次树立榜样,加速了大西南、大西北的解放,是程潜、陈明仁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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