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乡愁”，很多人可能会首先想到余光中的那首同名诗歌，无论是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还是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峡，“乡愁”代表着一个人离开故土后无尽的思念。“乡愁”是三毛笔下“梦中的橄榄树”，是莫言笔下“家乡的红高粱”，是王鼎钧笔下“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如今，这份温柔的情感，正悄然成为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文学家那里，“乡愁”是念念不忘的创作母题，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乡愁”也是地方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尤其是近些年，四处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不管是文旅创新，还是招商引资，“乡愁”的影子随处可见。“乡愁”，正从一种模糊的文化情感转变为发展动能的“软实力”，并转化为“乡愁经济学”。

什么是“乡愁经济学”？“乡愁”何以成“经济”？“乡愁经济”如何成“学”？

01从“乡贤影响力”到“乡愁经济学”

得知我在“观察”醴陵，身边朋友看到有关的信息都会随时同步给我。

有媒体朋友去参访抗日战争纪念馆，看到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1905—1942）是醴陵人，随手拍照发给我。左权我是知道的，在醴陵调研时印象非常深刻。

有律师朋友读书时，发现著名法律史学家张国华（1922年11月1日-1995年12月21日）是湖南醴陵人，也是随手拍照。看履历，确实很传奇，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法学院攻读哲学和政治学，后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兼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其实，很长时期，人们提到某个地方，更多联想到的是“乡贤影响力”，《出师表》中一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醉翁亭记》中一句“庐陵欧阳修”，都让这些地名随着名人名作传播开来。

确实，随着深入关注一个“地方”后，会发现与此相关的信息会源源不断汇聚起来，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形成一个与“地理”有关的信息谱系，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乡贤”。

所有离开“地理故乡”“物理故乡”的人，一般在“心理故乡”会有一个鲜明的共性特点，就是“乡愁”，或浓或淡，或明或暗。在当下，不少地方主打“感情牌”，经由“乡愁”，联动地方经济发展，无形中为“乡愁经济学”增加注脚。

所谓“乡愁经济学”，并非学院派经济学的常用概念，而是像“牛奶经济学”“可口可乐经济学”“魔鬼经济学”等概念一样，一种便于解释社会现象的词汇。从“心灵原乡”到“经济引擎”，从“乡贤影响力”到“乡愁经济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02“乡愁经济学”的三副面孔

“乡愁经济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在我看来，却是一把适合解读真实世界经济现象的钥匙。“乡愁经济学”，可以理解为将个体对故乡/故土或“第二故乡”情感认同与文化归属，与具体的企业/资本相衔接，转化为现实的投资行为或市场行为等经济活动。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潮汕、闽南等地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乡愁经济学”。当地通过修缮宗祠、编撰族谱、恢复传统节庆等，重建华侨与故乡的“文化脐带”。比如，汕头经济特区建立初期，侨资占外资比例一度占主流。

简单来看，“乡愁经济学”至少有三副面孔。

微观层面的面孔——“乡愁经济学”关联到社会关系学，基于“乡愁”的经济行为都可算作是“乡愁经济学”。人们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地缘相近的缘故，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比如传统意义的“包工头”就是典型缩影，最初时期，由包工头出面牵头揽活，劳务人员几乎都是本村、本乡，相互之间基于地缘（包括血缘、亲缘等）关系的信任，很多连劳动合同都没有，但在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的早期，却出现众多的老乡式劳务组合。比如河南南阳的“唐河保安”曾入选2008年的“全国十佳劳务品牌”。2017年，曾有报道称，在北京的唐河保安约有2.6万人，占了北京保安总数的三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约630家保安公司，其中被河南人创立或管理的保安公司占据“半壁江山”，由保安公司带动衍生的物业公司、餐饮公司、物流公司等，更是不可胜数。此外，像北京的“浙江村”，被学者项飚教授专门研究，并撰写了《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事实上，不少大城市都有类似的“老乡村”。

中观层面的面孔——“乡愁经济学”关系到发展经济学，更多表现为一种招商引资的方法，比如“老乡经济学”“校友经济学”等，借助本乡本土的“地缘”关系，或借助毕业校友对“第二故乡”的情感，希望可以赞助、投资、合作。应邀给一些地方政府培训招商引资时我也经常提到，不少地方政府将“亲情招商”作为招商引资的捷径，基于“乡愁”的“亲情”招商，让本土企业家“衣锦还乡”，更是不少地方招商引资的不二法门。尤其是近些年，招商引资已成为地方发展、区域竞争的重要途径，不少城市都成立了以籍贯为纽带的商会，让“乡愁经济学”的作用逐步凸显。像连续多届的“江苏发展大会”，由江苏省委、省政府主办，旨在增进与海内外江苏籍和在江苏学习、工作过的各领域知名人士的联系、交流和合作，客观效果上，也在助力地方发展。

宏观层面的面孔——“乡愁经济学”关系到行为经济学，正在成为商业消费的趋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消费社会，人的“情感”也被视作商机或消费的契合点，类似“年代情景游”“农家休闲游”等文旅活动，类似宠物市场、萌宠市场一直在升温，很大程度上就是迎合消费者潜在的怀旧、孤独等“情感”，对出生地的眷恋，或成长地的回忆，寻求精神的寄托，寻求情感的宣泄等，也可以替代为“情感经济学”。不少机构或学者在预测未来经济趋势时，会将“老龄经济”与“孤独经济”作为可以看得见的趋势，其实，在“老龄经济”中健康管理、智慧养老之外，休闲娱乐、社交陪伴都有相当的“情感”成分，而“孤独经济”，无论是宠物产业还是虚拟陪伴，背后都是在聚焦人的“情感”，这是另一种意义的“乡愁”。

“乡愁”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无论是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层面，都在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

03“乡愁”何以成“经济”

近年调研时，发现不少地方都在着力打“乡愁”牌，加速发展“乡愁经济”。

作为产业对接的“乡愁经济”——比如河南南阳，连续多年举办“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以下简称“三乡”）活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在此前的“三乡”活动家乡建设恳谈会上，当地主政者寄希望于在外地的南阳籍企业家：勇做“产业兴宛”的“实干家”，引领产业回归、资本回流、项目回投，助力南阳加快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勇做“招商助宛”的“强纽带”，为南阳引进优质项目、引聚先进要素、引荐优秀人才，带动更多客商投资兴业、创新创造；勇做“宣传推宛”的“金话筒”，宣传推介南阳的投资环境、优惠政策、发展潜力和巨大商机，让更多的企业和客商了解南阳、走进南阳、兴业南阳。同样不久前（2025年7月23日至26日），上海市山东济宁商会联合济南、北京、大连、成都、苏州、青岛、临沂等多地济宁商会共同组织开展“情系桑梓·共赢未来——2025年异地济宁商会‘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资源对接活动。

作为就业承接的“乡愁经济”——湖南醴陵的“大道有为·醴陵人在上海”，通过联络在沪醴陵籍创业者、企业家主动揭示了“乡愁”作为情感纽带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价值。资料显示，上海有着数百家醴陵建筑防水企业，数万名从事防水行业的醴陵人。近年来，醴陵在加大对分布在全国的醴陵防水大军的联络与对接，2023年醴陵市政协专题调研防水产业，期望做强防水产业，为城市进入千亿时代做出贡献，2024年2月，醴陵举行建筑防水产业发展大会，推出《关于进一步推进建筑防水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醴陵防水行业从“两口油锅走天下”，到现在遍布五湖四海，成为“乡愁经济学”的重要支柱。

作为民生衔接的“乡愁经济”——醴陵的“湘雅乡情”活动，以“乡情”为纽带，吸引湘雅专家们来醴坐诊，打造成医卫领域柔性引才的品牌。据悉，从2016年开展“湘雅乡情”活动开始，截至目前，专家坐诊近万场，医疗救治人员近十万次。就在不久前（2025年8月2日），醴陵市人民政府、上海振兴湖南经济联谊会联合主办了“湘沪情·湘医行——在沪湘医助力湖南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醴陵站）。活动主办方认为，此次活动既是在沪湘医反哺家乡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醴陵医疗水平提质升级的宝贵契机。

这两个活动，共性之处在于都是用“乡愁”为纽带，不仅将“乡情纽带”转化为“发展动能”，更是将“乡愁”与就业、民生深度融合。类似“醴陵人在上海”的现象，客观上也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视角，城市化并非很多人所理解的单维度的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迁徙，而是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文化交融，以及带动共同发展的多重复杂过程。

04“乡愁经济”如何成“学”

就现实情况看，不少地方发展“乡愁经济学”还处于粗放型阶段，缺乏精细化的考虑与设计，将“乡情纽带”转化为“发展动能”，还需要更为细致的考量。

重视“人情”，更重视“规则”。“乡情”说到底也是一种“人情”，借助“人情”的纽带，有助于建立联系，开启一个好的开端，后续如何跟进，能否保证长效，既要经受起市场规律的考验，也要经受起法治规则的检验。并且，在“乡土社会”的宏大背景下，熟悉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与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也是“乡愁经济学”将面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否本地籍的企业家，对接联系的时候可以凸显“乡情”，一旦进入正式流程，则需要“公事公办”，对于企业来说，需要考虑企业的正常运营，市场调研，产业衔接，生产成本，都应统筹考虑，对于当地政府而言，更需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通过建立“乡贤数据库+项目对接平台”，致力于亲清的政商关系，致力于优质的营商环境，致力于科学有效的资源匹配。

重视“经济”，更重视“民生”。“乡愁经济学”的特点，决定了在当地政府与本地籍的企业家对接时，不仅仅要考虑产业的对接，更要考虑对本地居民的惠民合作。毕竟，“地缘”相近，并不意味着企业“正好”合适，产业“正好”对口，可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对接体系，既可考虑具体企业的“拿来主义，来即能用”，也可考虑社会层面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无论是吸纳本地居民的就业，解决“就业难”，还是引进优质医疗资源，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都是“乡愁经济学”的应有之义，切忌厚此薄彼、嫌贫爱富，更需摒弃目光短浅的功利心态。

重视“效果”，更重视“机制”。“乡愁经济学”是一种相对独特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也是基于“乡土中国”的国情生长出来的产物，“乡情”可以拉近距离，提高效率，可以在短期内有显而易见的效果，但涉及到公权力，涉及到公共资源，不能将这种“乡情”私人化，庸俗化，必须保持决策理性，尊重契约精神，尊重法治规则，在机制上推进合作，合规性，合理性，可行性，公平性，一个都不能少，唯有如此，不仅让本地籍的外地企业家放心，更让本地籍的本地企业家，外地籍的外地企业家放心。比如，某些投资项目不能因“乡情面子”而忽略论证审核，仓促上马，不能因维护关系而给予所谓的超级待遇，变相补贴，再如，出现纠纷时，不能让法律程序让位于“人情世故”等。并且，伴随着人口数量增速的放缓，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如新生代农民工对故乡认同感可能减弱，“乡愁”将是不可再生资源，都是对“乡愁经济学”这一模式的潜在挑战。

未来的区域竞争、城市竞争，不仅是决策智慧的比拼，既拼政策设计，还拼环境品质，更拼机制优化，同时，也是根植于文化认同、情感归属与身份共鸣的深层较量。如何让这份记得住的乡愁的力量，在“人情”与“规则”之间寻求平衡，并转化为持续的城市发展动能，考验着主政者的治理智慧。